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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铁志:台湾小清新如何一步步变愤怒

2017-01-17 15:41:16   作者: 原文出处 :

编者按:

在台北的几天正逢台湾议会质询,在电视上看了两个多小时的现场直播,坐公交车到中央研究院。从台北车站出发去中央研究院有三十多个公交车站,每一站停车,司机都会对下车的乘客说“谢谢”。过了很长一段时间,想起这两个细节,还是很感动。或许还是想问“为什么其他地方做得到的我们做不到”。

最早知道张铁志,是在一节大学课堂上,老师推荐了两本书和一首歌:马歇尔·伯曼(美)的《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》,张铁志的《声音与愤怒》,以及Bob·Dylan的

见到张铁志,在台北松山文创园区他所经营的“阅乐书店”。对于台湾“小清新”的变化,张铁志说“2008年之后,我认识的很多小清新,文学界的诗人,每一次的抗争就让一批人政治化,小清新会非常的愤怒。”

以下是搜狐文化专访张铁志的全文:

嘉宾介绍:

张铁志,台湾文化与政治评论人,历任新媒体“报导者”共同创办人、香港《号外》杂志总编辑、《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》总主笔、《周末画报》主笔。着有《声音与愤怒》、《时代的噪音》,《时代正在改变:民主、市场与想象的权力》等。

张铁志

在台湾,普遍会觉得做官是件蛮卑微的事情

搜狐文化:我以前在电视新闻上看到的都是台湾议会打架。今天早上(在台北)在电视上看到台湾议会质询的现场直播,有的质询理性温和,有的质询严厉激烈。哪一种才是台湾议会的情况?议会的情况是否也是台湾社会的一个缩影?

张铁志:议会未必是整个社会的缩影。议会大部分是正常的质询,打架只是非常偶尔出现的,但是这种夸张的、戏剧化事件是大众媒体最喜欢报导的,这种媒体效应甚至会成为议员们表演的诱因。

搜狐文化:台湾的公共领域构建一直是被讨论的焦点。

张铁志:在威权时期(1945-1987),公共领域是封闭的,解严之后,公共领域刚开始要建立起来,但随着 90年代的全球化时代以及消费主义时代,公共逻辑还没成熟就被商业逻辑取代了。我之前也写过文章提出台湾民主有一个空洞化的问题:从九十年代一步步建立起民主体制,到2000年政党轮替,看起来是走向民主化,但是公共领域却出现空虚化,人们更把自己当作“选民”,而不是“公民”,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有对公共政策的足够讨论。

这个关键之一,是台湾媒体没有扮演该扮演的角色。他们非常的党派化,比如《自由时报》很绿,《联合报》很蓝,也琐碎化,八卦化,娱乐化,没有对公共政治进行好的讨论。 然而,媒体毕竟是公民去认识政治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。媒体如何去诠释,会对公民认识政治社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。

搜狐文化:台湾的民主化是否是可以借鉴的?

张铁志: 民主化在台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不是一蹴而就的。即使蒋经国在1987年宣布解严时期,但当时台湾还没有言论自由,你不能主张共产主义,这也到再过几年才有这种言论自由。解严时,也没有进行立法院的全面改选,这要到1992年。这中间都是通过一连串的抗争。

搜狐文化:蒋经国在民主化过程之中起了什么作用?

张铁志:很多人都高估了蒋经国的角色。但是要谈他对民主化的角色,要回到70年代来看。台湾70年代是非常重要的年代。相对于60年代的“白色恐怖”,70年代出现了很多运动,从反对运动到很多新的文化运动,可是70年代是以1979年美丽岛事件的镇压结束的,国民党把刚起来的民间社会打压下去,基本上逮捕了所有党外运动的精英。1979年美丽岛事件之后,新一代的反对运动者跟社会运动者出来了,到了80年代的时候反而出现了更多的反抗。

到了1986年蒋经国愿意开放,并不是说蒋经国是个有良心的改革者,只是快压不住了。这个逻辑在很多地方都一样,当独裁者压不住的时候他就会用一种其他的方式来处理,像蒋经国1986年开放部分的选举也不是要全台民主化,他只是想要疏通压力。

搜狐文化:民主化过程有什么遗憾么?

张铁志:在转型过程中,民间社会比较愿意参与公共事务,民主化之后大部分人会撤回原来的领域,没有那么关注公共事务。慢慢的,出现一种民主的异化,亦即政治人物越来越不听人民的控制,所以到了2014年,青年世代占领立法院,因为他们深感台湾有许多经济社会问题,而这个政治体制无能去解决。

搜狐文化:“白色恐怖”时期有自由幺?

张铁志:基本上没有任何言论与表达自由,你知道,连鲁迅都是禁书。50年代曾经有的自由火光就是《自由中国》,但在1960年就被镇压了。流行音乐是个很好的例子,在白色恐怖时期,很多歌曲即使不是批评政府的,主要讲个人心情的苦闷就会成为禁歌,因为你怎么能够说心情苦闷?是在暗示政府做得不好吗?当时有非常多禁歌,虽然不会抓禁歌的作者,但是不准出版,或者被要求改歌词。更不要说真正从事政治反抗运动的,逮捕了许多人,那是一个非常高压的时期。

左为雷震先生(1897-1979)右为胡适先生(1891-1962)

搜狐文化:90年代台湾有什么重要的事件幺?

张铁志:野百合学运可以说是战后台湾最大的学生运动,1990年3月发生,几千个大学生占领中正纪念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。学生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诉求,最主要的诉求就是议会全面改选。

搜狐文化:为什么要求改选?

张铁志:1949年国民党来台湾,国民大会代表从来不改选,因为它想要把这些人带回大陆。等到1990年,这群国会代表已经80、甚至90岁了。

经过80年代民主运动的冲击,那时候民意已经启蒙。社会受不了,几名学生先去中正纪念堂抗议,当时对代表比较诬蔑性的称法叫做“老贼”,“老贼下台”。突然整个社会被震惊了,成千上万学生占领了街头,要求国会改选。

他们挺幸运的, 7天之后李登辉接见学生代表,承诺推动改革。一年之后(1991年)制定法律,老代表全部拿着很高的退休金退职了。1992年第一次国会全面改选,全部由台湾地区人民选出来。

搜狐文化:1992年之后台湾社会出现了什么大的样态变化?

张铁志:后来台湾社会出现一个断裂,我之前文章写过有两个台湾,一个是民间台湾,好像很活跃,另外一个是民主政治空洞化。

一开始大家都不去关注政治,只把自己当选民,而不是公民,好像有了投票权,平常就没有去关注,政治腐败越来越多。好像搭建起了一个政治剧场,选民普遍把自己当成观众而没有当成演员,也不知道选出来的人在干什么。这不是民主,民主是选民选出来代表,同时对他们要有充分的监督,对公共政策要有好的参与。

相对于大陆,台湾就是小清新

搜狐文化:从台湾的角度观察大陆是什么样的?

张铁志:大陆太特别了,经济快速成长,几百年被压缩在几十年里面。而且什么都是很大的变化。相对于大陆,大陆很喜欢台湾的小清新风格,台湾的确在过去十几年也出现了变化,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有个几个记者朋友写了一本书叫《我的小革命》,写很多社区,农村的改造,进入一个小的时代革命。他们觉得小革命是种进步。过去80年代、90年代是民主化、本土化,都是非常大的叙事,现在我们进入后民主化时期,是小革命。

我把这个变化称为一种“后物质主义”的价值转型,意即新世代的青年不再以物质追求做为最高价值,而是更重视自我生命的实践,或者其他价值如身份认同、平等、参与等。所以年轻人开民宿、咖啡店都是这种价值的体现。这几年更多人回到故乡,我们称之为青年返乡,去从事农业、社区或者地方文化,这都是实践这种后物质主义价值。

搜狐文化:“小清新”会参与公民运动幺?

张铁志:差不多从2008年开始,台湾有一波新的以年轻人为主的公民运动。我自己很明显看到, 2008年之后,我认识的很多小清新,文学界的诗人,每一次的抗争就让一批人政治化,小清新会非常的愤怒。所以我后来写过一篇文章:“小清新如何变成愤怒的一代”。

搜狐文化:这期间公民运动主要在抗争什么?

张铁志:台湾2008年之后的大部分运动都是跟环境、土地、农业有关系,比较没有党派性、政治性,所以很多年轻人开始关注起来。反核运动是台湾最漫长的运动,从80年代开始就讨论这个议题,但是这个议题一直没有结果。反核运动成为台湾2008年之后,尤其是2011年日本福岛核灾之后最大的运动。到了2012年的时候,在台北出现了近十年人数最多(超过了10万人)的一次游行,反对建立新的核电厂。这次运动很特别,因为蔡康永、小S都公开表示反对核电。以前艺人不会去谈这些问题。

所以在2008年到2012年你可以看到年轻人开始“愤怒”,街头运动变得非常多,到2014年的“太阳花运动”,那是从2008年开始对台湾民主不满累积的高潮,“太阳花运动”不止对两岸政策有意见,也是对台湾的政治不满,所以会占领国会。

搜狐文化:这期间为什么会更多发生在政治性没有那么强的环境问题上?

张铁志:对于80后来说,两千年是台湾第一次政党的轮替,而从陈水扁到马英九,政治都让他们非常失望。另一方面,是台湾经济社会问题,包括薪资成长停滞,社会越来越不公平,还有所谓青年贫穷化所以从2008年他们做环境的运动开始,到2014年占领国会,反映的是他们的“政治化”。

白色恐怖时期,国民党政府把选举当作一种门面

搜狐文化:因为这个东西,包括小清新,可能一代人的状态,你可能很难想象到他会介入到这个公共空间,但是到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出现了。

张铁志:小清新是一步一步扩大蔓延的。你知道陈绮贞吗?小清新的玉女代表,2012年的时候,她都出来参加反核演唱会的时候,你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变了。这是一步一步改变的,气氛是逐渐蔓延的。对艺人也是如此,你现在去台湾很多咖啡店、民宿仍然能够看得到一面反核的旗子。以前反核议题是社会运动界在搞,但在那几年有些文青开始画一些可爱的插图,降低反核运动的敏感性。

搜狐文化:台湾的学校教育会重视这一块吗?

张铁志:例如 “公民不服从”( civil disobedience)这些概念已经进入中学生的课本了。“公民不服从”就是为了一个更高的道德的理由,你是可以违反法律的。

搜狐文化:每个人都会拥有这种公民意识幺?

张铁志:当然不是所有人,应该这样说,这个东西会内化,大家开始觉得责任很重要。去年大选民进党有一个动员策略,是呼吁年轻人回家投票,

对于年轻人来说,投票正值期末考试时间。很多人都有公民责任心,但公民责任心有多大却因人而异。民进党自己非常清楚年轻人是支持他的,所以他要呼吁年轻人回去投票,就变成政党动员策略。所以民进党推出好几个很感性的广告,例如“你这一票多重要”,“你要改变你的家园”等等。

搜狐文化:投票是解严以后才有的么?

张铁志:选举一直有,在威权时期,有基层选举,例如各县市议会、县市议长。1950年代是白色恐怖时期,但是国民党政府一定要选举,当作一种门面。当时它在全世界号称“自由中国”,很讽刺。大家也会觉得投票是一个应有的权利。

搜狐文化:当时为什么会开放?

张铁志:有几种说法,有一种学术解释,台湾在1971年退出联合国,对国民党的正当性是非常大的打击,需要在内部重新寻找正当性。刚好1972年又是蒋经国上台担任行政院长,他比较年轻,他做了几个改革,一个就是开放部分选举,另外就是开始重用一些年轻本土化的官员。

搜狐文化:是真选举么?

张铁志:是真选举。当然在真选举的情况下,有很多事情也是可以做的,比如资源都在它手上,可以打压反对党。它可以容忍极少数的人不加入国民党,以去换取合作。在地方上国民党控制,可是还会有少数独立的非国民党人士。当然这些人可能还没有组织起来,国民党可以接受。但当这些人组织起来的时候,它就进行打压。像殷海光、雷震为代表的《自由中国》杂志,很多人都是大陆来的知识分子。50年代,他们越来越受不了蒋介石的国民党,就决定结合地方人士,非国民党选举人士,想要组一个新的政党。最后以雷震在1960年被逮捕被控匪谍罪告终。

搜狐文化:台湾这几年的文化产业发展很迅速。

张铁志:过去几年我们在批评台湾的一个事情,就是台湾文化越来越产业化,有个很流行词叫文创(文化创意产业)。政府把产业化当做对文化的标准,而忽视了对于很多独立文化,另类文化、前卫文化的关注,这个社会开始出现扭曲。

殷海光先生(1919-1969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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